其实这是天朝人的悲哀！别人收迫害时落井下石、袖手旁观、沉默无语，然后再轮到自己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对吴晗的评价多为正面结论，章诒和所著《往事并不如烟》披露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吴晗曾同康生一样，利用其职权，强行从中国大陆文物收藏家手中廉价收购珍贵文物。 吴晗主张拆除北京城墙和北京的古建筑，甚至更提出过改建故宫的构想，这也让他和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反对拆毁北京古建筑的一方发生激烈的交锋。
1909年出生的浙江义乌人吴晗，其人就后世评价而言，可说是著名的“两截人”：
前半生，矜矜业业于书堆，讲道著书，是学术圈励志的典范；
而后，学而优则仕，入朝为官，不仅身败名裂，阖家惨死，还留下了一个欺师、灭祖、媚势、篡史的恶名，至今让人不齿。
1949年前后，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吴晗个人命运彻底“反转”的时间焦距所在。在那一年前后，他“觉今是而昨非”，差不多就是告别了学术，也挥手诀别了往日的师友们。
他的前恩师胡适，当日毅然登机南下前，还大兴感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吴听闻颇不以为然，公然说这位过去的老师脑子进水了。可仅仅20年后，吴晗就跟着妻子死于非命，死前头发都被拔光。
再10年后，他的爱女吴小彦也跟着自杀，才22岁。吴晗的人格问题，吴晗的命运悲剧，实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缺钙导致后遗症的集中反馈。
平实地说，吴晗这人，并非不学无术。他其实很早就在学术圈成名，在学术上颇有成就，尤其精深于明史。
你查阅下他20岁时写下的《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看看他中年之际谈皇权与绅权的那些议论等等，即可明白，他资质之好，为人之聪慧、识见之敏锐，确实是不可多得之人才。
他自学写下《胡应麟年谱》这般文献扎实的著作时，也才20岁呀！胡适看到这本书稿，会欣喜若狂，着意栽培，收归门下，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学界，整体都很看好他，顾颉刚就直接认为，假若吴晗可以心无旁骛地在学术之路上稳步前行，必将会成为明史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
最可惜，这样的人，出身太贫苦，“改变命运”的渴求也太急切了，在时代巨变面前，一切就都显得太无特操了。为了荣华富贵，欺师、灭祖、媚势、篡史，样样都来，君子剑陡然翻身成为小人之尤。时事既翻云覆雨， 与时俱进的他，也就自然跟着面目前非起来：
批判一手提携他恩师胡适，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老友沈从文落难，在博物馆扫地，见到吴晗，想着照旧握手，直接视而不见；章罗问题上，他可以为了自己的前途，拿出1948年秋秘藏的老友私信，污蔑构陷，给予这些前好友们以最沉重的打击。落井下石的种种举动，真的太多了。
更别说，像挖皇陵、拆北京城墙、为了映射史学不惜篡史等等行为，那是更让后人一想起，就感愤愤不已的了。
更可哀复可怜的是，吴晗都这么惨绝人寰了，因为其人之不堪，历史风卷残云过后，还是没人会去同情他。
有一则文苑掌故说，1990年代，学术圈大佬们开会，有人说起吴晗全家的惨状，一向不问世事的钱锺书，忽然对着邻座的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般地无情得很吗？”
平实地说，要说吴晗多坏，肯定不至于。他人格上的主要问题，类似郭鼎堂，在于急功近利、投机及势利。而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自知之明走仕途吧。做官，他趋之若鹜，可真的不擅长。
你说，历史上的读书人，跟风搞政治的，有几个能有好下场的呢？读吴晗的一些文章，想起他这个人，我想敬佩他的聪明，也常感慨，都说读史使人明智，可从他后半生荒唐行事来看，他家书柜上的那些史书，真的都白读了呀！
从这一点看来，吴晗虽有文丑之嫌，却又是需要被我们永远铭记的。尽管那个不好的年代早已远走，可一个经典的反面人物，比起任何典范人杰，都更有警示意义吧！
他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是个反右英雄，是个急先锋。1957年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GC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
墨存先生几十年后对费孝通先生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 [51FANLL.COM注，默存是中国作家钱钟书的字]
吴晗1957年7月7日，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火力十足并声色俱厉地讨伐所谓章罗联盟。吴晗控诉道：“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最后说：“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他的发言博得了“长时间的鼓掌”，调门之高令人侧目。
另据李辉在《碑石》中披露，一个与吴晗共事过的文人，一再向他表示过对吴晗的不满，正是吴晗的斗争坚决性使其打成右派，蒙受冤屈，历经磨难达20载。罗隆基死于1965年，章伯钧死于1969年，储安平至今生死不明。李辉表明：在反右运动中，因吴晗愤怒“控诉”而深受伤害的不止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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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万历墓地的人据说都惨死了
1955年，据说是为了探寻《永乐大典》下落，同样是为了满足“考古”的好奇心，吴晗联络郭沫若、沈雁冰、邓拓等ZhongGong文人，写了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经毛泽东、周恩来批示，打算挖掘明长陵。后来吴晗又改了主意，没挖掘明长陵，而是先试掘了明神宗的定陵……谁也想不到万历成为了唯一一个死后被挫骨扬灰的皇帝。1966年文GE爆发，ZhongGong红卫兵叫喊：〝我们要抓万历！〞把万历帝后遗骨抬到广场上批斗，把遗骨砸碎、烧毁。
当年直接参与挖掘定陵的，不少人后来的情况都很糟糕，有的甚至未得善终。力主挖掘的吴晗在文GE中被批斗，于狱中自杀身亡，死前头发被拔光。担任挖掘指挥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飞机失事身亡，年仅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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