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省档案馆里，珍藏着三十多幅红军西路军将士血染河西的历史照片。这些照片是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时，被我军从马家军的地下室和国民党甘肃省警察局刑警大队长范宗湘家里查获的，它真实地记载了半个世纪前，高台发生的那桩动天地、震人寰的历史血案。其中一幅三颗烈士首级的照片尤其令人惨不忍睹。
尽管这些照片早已成为历史，然而，这三颗烈士首级是谁？有的展馆和陈列室里照片的说明是：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左）、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中）、红十三师参谋长刘培基（右）；有的纪念馆的照片说明，却说右边那颗烈士首级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为查清真相，笔者对照片进行了细密的调查考证。
董振堂领导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931年在宁都起义后，由中央军委命名为红五军团，下属三个军，共1.7万人。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中，曾参加过著名的赣州战役和水口大战，打得很漂亮。长征路上，五军团一直担任后卫，用殊死战斗和巨大代价保卫了中央纵队的安全。1935年8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奉命担任左路军前卫，率先走过草地。10月，三军会师前的华家岭之战，为阻击胡宗南部主力的进攻，副军长罗南辉牺牲，部队减员。11月，五军奉命渡过黄河西进，沿途与敌马家军苦战三个月，进至高台，又与敌血战九天九夜，直至弹尽粮绝。
1937年元月20日凌晨，敌人倾其全力再次冲上城墙。守城的红军战士用最后的手榴弹和捡到的石头、瓦块与敌进行殊死的厮杀。正在这个紧急关头，红五军刚收编的民团八百人哗变，他们打开了城门，敌人像蝗虫一样扑进城内。
顿时，城墙上、巷道里、民宅、农舍到处都展开了白刃格斗。上午7时左右，军长董振堂在东城门楼上让通信员找来骑兵团团长吕仁礼，眼中喷火，大声喊道：“吕仁礼，我要你把东城门守住，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人！”吕仁礼带着两个连立即奔赴东门与敌拚杀。激战中，吕仁礼头部被敌军骑兵的马刀砍伤，不省人事。
此时董振堂带部分机关人员从东门城楼沿着城墙向东南角冲去。当他们冲出大约四百多米的地方，只见董振堂身子一歪，就从城墙上摔到了城墙外脚下。警卫员急速沿着城墙壁飞下，接着，科长寇惠民和几名警卫战士也来到墙根下。参谋孔建光将董军长的衣服撕开一看，惊愕地张大了嘴巴，只见子弹从他的左胸穿过，血流不止，孔参谋一直不停地呼喊：“董军长！董军长！”过了一会儿，董军长苏醒过来，慢慢地睁开眼睛，微弱地说：“我不行了，别顾我了，不走就冲不出去了……”讲着讲着，头一歪，就停止了呼吸。警卫员林炳才扶着董军长的头猛摇，可是，他再也不能说话了。
在高台之战中，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也光荣牺牲。高台县城的许多老乡都认识他，因为红五军一举攻占高台的第二天，即元月二日，杨克明在高台县城的十字街头，召开群众大会，宣讲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穷人起来求解放、参加红军。高台失守，敌人闯进街巷，杨克明带领几名警卫员，在城东南角的一座财主宅院里指挥战斗，高呼：“GC党员、共青员要坚持到底！”突然，敌人的炮弹将房子击中起火，杨克明头部被烧伤。在烈火中，杨克明带伤组织战士们增援西关，和敌作殊死搏斗，刀砍石砸，拳打脚踢，最后中弹壮烈牺牲。
高台之战，董振堂、杨克明和十三师师长叶崇杰、参谋长刘培基、二十师师长吴代朝以及前来援救五军的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等以下三千多名将士，除少数同志幸存外，都光荣战死。
高台失守后，马步芳、马步青下令把董振堂、杨克明、叶崇杰、刘培基四烈士的头颅砍下悬挂在高台城楼上示众。1937年2月中旬，这些头颅又被马步青带回武威新城兵营。为了向主子请功领赏，他特地叫传令兵把四颗烈士首级送往骑五军医院保存。当时敌八战区政治部搞宣传的李启之等人拍摄了照片，由兰州大北照相馆洗印、放大。照片中，还有红五军年轻的护士长被钉在街头的大树上，狞笑着的数十名敌人与之并列合影。拍摄中还强令几十名被俘的红军战士分成两排，前排蹲，后排站，合影，继之打死，再留影……
三颗首级的照片中，除左边董振堂、中间杨克明外，右边的首级到底是孙玉清还是刘培基？为弄清情况，西宁市档案局副局长陈庆春等，以对先烈高度负责的精神，几经走访查询，获取了许多第一手资料，终于解决了这个长期争议的疑点，准确详实的资料证实，这颗有争议的烈士首级是孙玉清，而不是刘培基。
孙玉清，湖北红安县高桥乡孙家湾人。1929年11月参加红军，不久加入中国GC党。在红军中历任战士，班、排、连、营、团、师长等职，长征途中的毛尔盖会议之后，他由红三十一军调任红九军军长。
在西征路上，红九军奋战古浪失利后，孙玉清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后被撤职，调到总部直属队当指挥，他毫没有动摇自己的战斗意志。黎园口一仗之后，他和王树声、李聚奎、方强、朱良才、徐太先等领导干部组成一支小分队，艰难地沿着祁连山向东前进。一天，他们刚刚准备宿营，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小分队被打散了，孙玉清又一次负了伤。在这紧急的时刻，孙玉清还一心想着DangZhongyang，带领十多名干部战士准备化装奔向陕北，不幸于1937年3月，在酒泉南山三道沟被搜山的地方民团包围，孙玉清被俘，押到敌二九八旅旅部后，因叛徒告发，敌人弄清了孙玉清的身份。
受审时，他慷慨激昂地回答：“老子就是红九军军长！”
马步芳闻报孙玉清军长被俘，即令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进行诱降，其参谋长受命陪孙玉清洗澡，同吃同住，形影不离，但孙玉清不卑不亢，漠然视之。5月17日，孙玉清被敌团长马忠义从张掖提解到西宁。
马步芳在“会见”中，得意地说：“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今日被俘有何话说？”孙玉清从容自若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从参加红军时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我死而无憾，并引以为荣。”他还当场揭露了马家军征夫抽丁、耗资派兵不抗战、专打红军的罪责。
马步芳还是决定以“情”感化，派人“陪”着孙玉清来到敌一百师陆军医院，看望被俘后在这里服苦役的岳兰芳。孙玉清看着显得过早衰老的妻子，疼爱、难过、愤恨之情一起涌上心头。岳兰芳有多少心里话要说，但身处虎狼窝，怎能将这一切流露给敌人。孙玉清抑止住感情，重重地说：“不要怕，战死和被杀一样光荣。”不久，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下达了“处以极刑”的命令。
当年杀害孙玉清烈士的凶手喇文彬交待了具体情况：那是1937年的5月，西宁古城，寒气袭人。身陷囹圄的孙玉清被关押在敌旅长马忠义的土楼里，他们得到密裁孙玉清的命令后，派出两个传令兵，先把孙玉清押到一家照相馆给他照了相。这张照片解放初曾存放在青海省档案馆里，后来，经过一番周折，青海省的同志终于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查到了孙玉清一张单人首级像，照片背后写着：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他们将这张照片精心复制，带回西宁，与西路军三颗烈士首级照片对照，大家发现，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照片和右侧的照片完全是一个人，从而断定，三颗首级照片右侧的人是孙玉清，不是刘培基。
为了更加可靠起见，青海的同志又将革命博物馆的照片寄到了孙军长的家乡——湖北省红安县委党史办，请求找孙玉清的亲友辨认。红安县委党史办复信说：经熟悉孙玉清烈士的同志反复看过后，认定他就是孙军长。请孙玉清军长当年的老战友王定国（谢觉哉夫人）、程世才（红三十军军长）、石忠汉、陈宜贵（红九军保卫部长）和孙玉清的警卫员黄科林仔细辨认，他们都说：“很像！很像！”
在此同时，又请当年国民党方面的有关人员作了辨认，都认定是孙玉清军长。
同时还发现这三颗首级的照片是在西宁照的，而不是在高台照的。据骑五师河西医院院长张琪回忆：董振堂等烈士的首级在高台示众后送到河西医院，用烧酒制作的酒精泡在白铁皮桶子里，在河西医院放了两三个月后，由匪徒们送到西宁交给马步芳，并未送到中央领赏。运到西宁后放在伪中山医院保存，以后腐坏了，埋在中山医院西墙外的空地内。
孙玉清被害后又由喇文彬和马昌隆找了马车，将孙玉清埋在南门外体育场一个坑内。第二天为了给孙玉清照相，喇文彬和马昌隆又到孙玉清被埋处，由喇文彬抱住孙玉清的肩膀，马昌隆将孙玉清的头割下来交给邴应南送到马步芳的一百师师部（地点在火神庙）照了相。
最后，董振堂、杨克明和孙玉清三烈士的首级，在西宁火神庙前被敌人摆在一条长凳上拍了照。
（红军西路军烈士首级照片考 李敏杰 李宣辰）
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忠义,一直是董振堂的性格特征
湘江之战、西路军蒙难、皖南事变,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三大悲剧,董振堂亲历了湘江之战,并成为西路军蒙难之役中的悲剧英雄……
长征途中,董振堂率红5军团,保障了军委纵队及中央红军的后方安全,被誉为“铁流后卫”。《董振堂》一书认为:没有这支“铁流后卫”的阻击掩护,红军的长征也许是另外一种结局。
甘肃高台县,在援军被阻击无法到达的情况下,董振堂率军浴血奋战9昼夜,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300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董振堂牺牲后,残暴的敌人砍下了他的头颅,悬挂在高台城楼上。
董振堂是红军时期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牺牲时任中央军委委员、红五军军长,年仅42岁。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派人到高台寻找他的遗骸,虽百般努力,终无所获。
他甚至连照片也只留下了一张:新中国成立后,董振堂的侄子董光权回到董家的老宅院,从残垣断壁的墙缝里,找到了当年日本鬼子抄家时,他偷偷藏在墙缝里的叔叔的照片。从墙缝取出时,照片下面三分之一已经霉烂,从多半身像变成了半身头像。这张黑白半身照片,还是董振堂在西北军时拍摄的。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董振堂唯一的原始照片。
1955年因特殊原因未受衔的20位高级将领，其中就有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他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国民党西北军师长。1931年与季振同赵博生等举行宁都暴动，参加红军，任五军团副总指挥，后季振同被左倾路线领导人错杀，董振堂升任五军团长。 后人总是在假设:假设董振堂不牺牲,1955年授衔时,他是元帅,还是大将?
对我们这样多灾多难的民族来说，更应该深思为什么阶级对立严重到水火不容的境地，人与人之间仇恨的根源在哪，阶级、阶层之间的对立有没有被煽动？类似的问题要多想，以避免今后出现类似的灾难，这才是我们读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