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团常驻纽约是中国官方人员首次来到美国开展多边外交活动。中美两国尚未建交，蒋台特务在美活动十分猖獗，所以我们代表团每天的生活和工作都要拉紧安全这根弦，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为了物色适用的住处，代表团的同志经过四个多月的时间，看了多处的住房，终于找到了位于百老汇马路和第六十六街交汇地的一栋相当新的林肯汽车旅馆，它的对面就是纽约的高级文化区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和著名的朱丽叶音乐学院。该汽车旅馆占地约两千平方米，共十层楼，有两百七十套大房间，有供三百多人就餐的大厅，各种设备一应俱全，地下停车场有四个扇面，可停泊一百七十辆汽车。经请示国内，周总理迅速的亲自批准以四百八十五万美元现款一次付清，连楼带地皮买了下来。第二年3月我们搬进新居。
1972年1月28日，我率几位同志去非洲埃塞俄比亚首都出席安理会讨论南部非洲问题的会议。这是安理会第一次在纽约以外的地方召开会议，也是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刚恢复后全面介入安理会工作的一次经历。我们在驻埃塞俄比亚大使俞沛文的协助下，顺利完成会议的各项工作，并拜会了塞拉西皇帝。此时我接到周总理急电说斯诺病危，让我赶赴日内瓦代表毛主席和周总理看望和问候斯诺。我便即日飞日内瓦去看望重病垂危的埃斯诺。
我路径瑞士时获悉常住纽约代表团的服务员王锡昌同志在罗斯福旅馆被害身亡的不幸消息，急忙赶回纽约。原来，在此前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在罗斯福旅馆十四层宽敞的走廊里，王锡昌为代表团人员放映电影完毕，回房睡觉，突发猝死。当晚在代表团值班的美方警卫中有一名是黄种人，此人很可疑，有时只是他一个人值班，王锡昌被害后，再也没有见到此人出现。第二天，代表团将王锡昌送往医院，对尸体进行解刨，仍查不清死因，尸体暂存医院冰柜。这件事惊动了周总理和毛主席。我立即根据指示写信给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要求美国有关当局立即进行彻底调查，以查明死因和凶手。美国答应责成纽约当局与中国代表团配合，以追查凶手。过了两个多月，我们接到纽约市医院的通知，说王锡昌是喝了含有浓缩尼古丁的饮水引起了神经中枢麻痹而死亡。我们当即取回了一小瓶死者的胃液，连同一杯他房内暖瓶中的水，交信使一并送回国内。国内有关部门的检测结果与美方医院的结论一致。原来是凶手在小王房内的暖瓶里投入了剧毒的尼古丁脓液。尽管我方一再催促美方协助破案，美方也允诺与我配合，但理由总是归于情况复杂一再耽搁。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清楚的回答，成了历史悬案。很明显，这是蒋帮特务暗杀我代表团人员的阴谋，是美蒋特务勾结欠下我们的一笔血债。
王锡昌同志的骨灰送回国内后，被追认为烈士，追悼会在八宝山隆重举行，外交部几位部、司领导以及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的部分同志出席了哀悼仪式，向这位年轻的遭暗害的常驻代表团工作人员致以最后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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