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乱世用重典”影响的执政者总相信严打是高效的社会治理手段。与其说是为百姓考虑，不如更多地说是担心公众会对政权产生信仰危机，动摇其统治根基。
严打政策是在社会转型犯罪剧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的，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严打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和运动式运作方式，确实存在消极的一面。
“严打”不能从根本上控制犯罪。有学者论证，“严打”无助于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否则也不至于一打再打。“严打”的局限性是相当明显的。第一，“严打”不经济。第二，“严打”给惩治犯罪的工作增加了更大的难度。第三，严刑峻法可能使犯罪者在对抗秩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第四，“严打”容易导致社会不公。
"严打”一般来说时间都不长，在“严打”期间犯罪分子畏法蛰伏，待严打风潮过后又卷土重来，使“严打”过后的一段时间变成犯罪活动的高发期。因此，笔者认为只有持久稳定执法，才能保证长治久安，在执法上不能搞运动。
从重、从快是严打的典型特征。在“严打”过程中，最快的杀人犯被处决记录只用了6天的时间，在审理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刑讯逼供的方法，为此出现例不少的冤假错案。例如，震惊全国的魏清安被冤杀案，就是由郑州市巩县（现巩义市）法院一审，在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将一个毫无过错的24岁淳朴农民魏清安判处了死刑。郑州市中院二审、河南省高院终审都草率从事，核准了死刑。魏临刑前仍一再喊冤，竟无一人过问，迅即被处决。半年后，真正的罪犯田玉修被抓获，才使冤情大白。近些年来，一系列原先被认定已被杀死的被害人“复活再现”案，极大地损伤了司法的公信力，它对国家法制造成的伤害是难以估算的。
比聂树斌更冤：被错杀在1984的魏清安
反思“严打”刑事政策不是否定，相反，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然而，针对如此重要的国家政策，理论界竟然没有进行太多的研究，更勿谈反思了。这是极不正常的。
1.正确认识“严打”的副作用
尽管“严打”有和我国的刑事法律规定相一致的地方，但“严打”本身毕竟带来了一系列副作用，主要表现在：
（1）人们寄希望于“严打”，却忽视了平时依法打击犯罪，而事实证明“严打”不是万能的，结果是犯罪态势有增无减。
（2）“严打”极有可能导致严刑峻法。在司法人员素质较低的情况下，为了“从快”而不择手段，刑讯逼供或是变相的刑讯逼供已不是个案。重刑主义观念在“从重”的激发下变成每个个案被告人被判重刑的现实。
（3）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应并重，强调前者有可能忽视后者。这从某一方面更加强化了我们的传统：国家本位、个人下位的价值观，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私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
（4）形势需要第一，很难保障司法独立。有些地方在“严打”过程中实行政法委领导下的公、检、法联合办案，违背司法活动的自身规律，法官无法客观中立，司法不能独立。
对于“严打”的负效应人们有目共睹，即使是“严打”本身，也是一次比一次更理性，一次比一次更趋向于法治化。随着人类更加理性化、人性化、国际一体化，“严打”这一刑事政策将不再被人们所使用。这一时期的到来要伴随下述问题的尽快解决。
2.正确认识“严打”的局限性
（1）“严打”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尽管“严打”的作用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比如，最近的一次“严打”的范围包括“黑帮团伙、暴力和盗窃”三类严重的治安犯罪，即便如此，仍有许多犯罪是不能用“严打”手段打击的。
（2）“严打”的实现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严打”的实现需要相应的人员、精神和物质条件，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严打”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就人员条件而言，“徒法不足以自行”，法的实施是如此，“严打”刑事政策的实现也是这样。没有公民对“严打”的自觉配合，司法人员缺乏良好的法律素质和职业道德，“依法从重从快”就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就精神条件而言，没有良好的刑事政策文化氛围，例如没有全社会对“严打”的充分信任，“严打”的作用必然受到限制。我国当前“严打”的实现情况不能令人满意，诸如并不能按中央的要求去“从重从快”，(124)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良好的刑事政策文化环境，司法人员没有严格按中央要求依法“严打”的习惯。就物质条件而言，“严打”的实现是有成本的，它需要相应的物质设施，需要相应的经费等。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严打”的作用同样要受很大影响。
（3）“严打”的实施并不总是高效的。一般认为，“从快”是“严打”应有之义。“严打”应该是高效的。就总体而言，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也正因如此，我们才选择了以“严打”为主要控制手段来打击相应的犯罪。然而这并不排除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严打”会导致效率的下降。例如，“严打”一味强调“从快”会导致对一些案件判决不公，比如证据不是很充分就定案等，这就使得当事人会不停地上诉、申诉，司法机关不得不再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对某些案件的处理就不会比按正常司法程序效率更高。
“严打”和“宽放”一样都违背法治精神
运动型的“严打”活动本意是好，但于实践并不可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内能对犯罪分子起到震慑作用，但是对整个执法、审判体系及它们的工作规律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严打”过程中极易形成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为了政治利益而“严打”，捞取政治资本的不正之风，同时这种运动型的“严打”活动也是“刑讯逼供”滋生的温床，人菭思想极为严重。
相关阅读：近几年闻名全国的几起冤假错案，确实让人感觉到司法机关越来越活成了笑话！最著名的当属滕兴善案、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徐计彬案 、胥敬祥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杨宗发案 、念斌案、张绍友案、彭宇案……联合制造的冤假错案”，深刻反映了当下体制的我国X事办案逻辑——“公叔是做饭的，检叔是送饭的，法叔是吃饭的”——公叔哪怕做出来的是狗屎饭，检叔也得端送，法叔也得原封不动地吃下！——再说《何某弘说案·错换人生28年案后话》（一）